2016年中国主办G20会议
时间:2015-04-07 15:33:03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点击量:66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
聚焦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G20这个平台中也发挥了充分积极的作用。全球金融危机时规定G20峰会一年开两次,后来有了匹兹堡、多伦多、首尔的会议,然后是戛纳的会议。金融危机平息以后,G20的峰会就变成一年开一次,我们就有了洛斯卡沃斯、圣彼得堡的峰会,去年在布里斯班召开了峰会。所以,到现在为止,G20的峰会从2008年11月开始第一次会议到布里斯班一共开了9次,今年在土耳其召开G20的峰会,明年在中国召开G20的峰会。我有幸参加了多数的工作。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个G7机制,后来有一个G8,曾经一度还有一个G8 5,也开过几次会,大家有的记得,有的不记得了,G8是G7加上俄罗斯,然后加5,主要是发展中大国,包括中国。由于雷曼危机,把G20这个机制上升为峰会,全球的经济、金融的治理平台就从此有了G20这一平台。G20这个平台比较均衡地代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且它的议题主要是在经济和金融治理方面,比如应对危机、银行改革、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增加世界银行的资源和治理等。然后增加了一些重大的全球问题,比如最近的几次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增长,非常关心就业,非常关心可持续增长,非常关心平衡。你怎么应对危机?你要有增长,增长得是一个平衡的增长,得是一个可持续的增长,得是一个包容性的增长,其中也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包括了一些相对的穷国,包括了减贫,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一些议题。
我的体会是,在这个平台中,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尤其是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是从一个在过去相对不是最中心的位置,由于我们的经济总量上升、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加入WTO,更深度地融入了全球经济。我们在贸易和投资上、在资金的流入流出和全球的资本流动上的位置,都慢慢由边缘走到了中心。中国的经济增长如何、中国的需求如何,直接影响着全球。所以,在这个议题中人们非常关心中国。中国走到世界经济舞台的相对靠中间的位置,是一个好的成绩,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成绩,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成绩。同时,所有的聚光灯也聚焦在你的身上,这个时候你的位置非常重要。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智库能不能提出非常有分量的议题,能够对中国、对全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能抓住现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做一些有针对性的讨论,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是非常重要的。做得怎么样、做得多好还要被证明,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
韩国G20峰会总统委员会主席司空壹:
G20应该是一个进程,而非一次活动
现在G20面临一种新的趋势,我认为,G20要建立一种新的工作机制和一个适当的理念。G7领导人做了很多宣言,但是没有一些详细的分析和确切的结果。因此,G20要想成功,我们要有明确的目标,我们要强调G20应该是一个进程,而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活动。
2009年G20成为一个国际经济合作的顶级峰会,G20代替了G7,成为一个新的全球的经济合作论坛。后来G20没有出现强有力的领导,失去了它的趋势,在我看来G20并没有发挥它作为一个经济合作主要机制的作用。
如果G20要成为经济增长与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响应全球的增长,G20必须要处理全球主要的经济问题。甚至包括一国国内的问题,比如日本、欧元区的量化政策。这些议题都是国内导向的,但是由于溢出效应,通过全球金融市场传播,可以极大影响全球的金融稳定。因此,需要把以上问题带到G20,并不是因为G20的批准机制,而是G20的共享信息机制,可以和其他国家进行分享,最大程度地减少风险,同时实现全球的规模效益,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对于2016年中国举办G20峰会,我有以下三项具体建议:
第一,应该加强G20自我治理。我们可以推动轮流主办的制度,同时保持一定的持续性和流动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第二,为了第一个目的,我觉得G20会议需要中国强有力的领导。中国应该有一个前瞻性的思维,我们应该去看看之前和现在我们做到了什么,但是有哪些东西是没有做到的,不能说发布了一个公报之后就什么也不做了,我们需要采取切实的行动。
第三,要成功举办G20会议,不能仅停留在议程上。我一直都坚信有70%和30%的原则,70%的时间应该用在回顾,30%的时间用来提出新提议,而不应该把话题过于分散。如果G20要想可行可信,成为一个新的国际治理机制,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机制。
中国需要有全球视野,不仅仅涉及到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而应该是全球所有的国家。亚投行在中国启动非常好,因为基础设施是各个国家都需要的,而且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做很大的贡献,并且做一个强有力的领导。
另外,私营部门参与G20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我强烈建议中国充分利用B20(全球大型企业组织峰会)的机制来加入,把它并入到你们的决策机制中。因为我们有一些企业家,比如说全球的CEO也会提出一些建议,他们会把这些建议直接报告给各国的财长。要把商界领袖的建议纳入到最终的部长级会议的议程上来,能够让他们进行讨论。我觉得秘书处在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多一些,我觉得这是中国主办G20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极的世界或者是无极的世界,甚至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零极世界。这意味着我们全球的经济格局当中不存在某一个或某几个经济大国,而是大家都会有一定的分量。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人,有这样的领导力我们的G20会议才能开得更加有意义。所以,对于中国领导人我要传达的信息就是这种全球的领导力应该充分发挥,能够带动全球的政治领导人为全球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同时,能够更加推动全球的繁荣。
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之前也建议过让G20能够变成非正式的一个渠道。G20成员能够坐在一起,当然很正式了,但G20作为一个集体,它能发挥一些非正式渠道的作用,能够让各方都能加入进来,能够有一种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合作。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论坛,G20应该发挥包容性的作用,在2016年中国举办G20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包容性。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
G20应该聚焦三大核心议题
我们参与了很多G20议题设置的参考咨询方面的活动,对G20的一些事情有一些了解。今天利用这个有限的机会同大家分享两个看法:一个是中国在包括G20在内的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及其变化;第二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或者应该提出的一些议题。
刚刚易纲行长已经说了,我们从舞台的边缘逐渐走到了舞台的中间,这当然是因为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是由于我们国内的一些战略思考的改变。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是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我们愿做互利共赢发展理念的践行者、全球经济体系的建设者、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比较一下我们过去的表述,大家就会发现有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我们是参与者,现在我们是践行者、建设者、推动者。潜在的,我们认为全球化是合理的,是应该的,是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个观念的转变。
关于议题的设置问题。G20的议题基本上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反危机,在危机之前G20存在但是不活跃,因为危机发生它被激活了。所以,反危机是G20始终如一的一个议题。中国召开G20,我们对这样一个议题肯定要有所照应。第二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也是在危机之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这样一个席卷全球的危机,必须有全球的协作才能去应对,这样一个协作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体制机制。于是全球治理的问题以及全球治理的改造,就成为G20始终不变的议题之一。第三个议题是围绕恢复和增长。还是涉及到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无论如何经济都必须增长,当我们不能达到强劲增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可持续的恢复。所以,恢复经济增长也成为G20的一个不变的议题。这三个构成了G20议题的一些架构。
针对当前的情况,我觉得有三个问题特别重要,在G20会上我们需要有一些共识。
第一,关于增长问题。我们注意到关于增长和经济恢复,G20一直比较乐观,但是事后的发展证明是过于乐观的。讲的时候大家听了很舒服,但是事后不尽如人意。比如我们在匹兹堡会上就已经谈到“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事后证明是非常疲软的增长。G20作为一个全球经济的论坛,需要对危机以及危机之后的恢复和增长问题有一个冷静客观的判断。我们的判断是全球的危机远远没有过去。因此,谈不上增长,更谈不上强劲增长。所以,我们的任务恐怕是谋求一个可持续的恢复。现在从全球来看,美国的情况好一点儿,但是刚刚公布的信息又不那么乐观。至于欧洲、日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也进入了新常态。环顾世界,基本上还没有一个非常有力地支撑持续增长的支柱。所以,现在我觉得今年、明年甚至还有好几年,恢复而且使得恢复可以持续,应当成为我们的一个目标。这样一个议题是不是应当在G20会上进行讨论?
第二个问题关于全球治理尤其是经济治理。我们注意到全球经济治理一般指的是对三种经济活动的一种体制安排:一、全球货币体系。二、全球贸易体系。三、全球投资体系。
回顾一下这些年来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回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货币体系、全球贸易体系始终受到人们的关注,并且在两个领域中已经有了成体制的系统安排。但是全球投资体系一直没有得到非常高的重视。专家说目前全球的投资体系是由3350个双边的协议在主宰运行,不像全球货币体系有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它崩溃了,还有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持着。不管怎么说,哪怕我们现在没有体系,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样一个事实是存在的。我们这个货币体系有它运行的一些中心,有一些基本规则。贸易体系大家很清楚,WTO就是一个贸易体系,它前身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涉及到贸易问题,尽管多哈回合也不尽如人意,但是毕竟有一个体系。投资如何呢?没有体系,刚刚说了3350个双边协定在主宰着这个活动。因此,这个问题近年来其实已经受到了关注。全球在搞自由贸易区的时候,中美在谈投资协定,中欧在谈投资协定,我们在自由贸易区里的核心也是投资协定。中国在舞台中央,在和很多主要国家谈投资问题,全球投资的规则恐怕需要制定。现在这个规则应当说初显端倪,中美、中欧谈判已经有很多规则,包括争端的处理机制、协调机制、竞争中性等规则。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应当形成一个规范全球投资活动的全球治理体系。
第三个问题,包容增长和平等增长问题应当摆到议事日程。近年来,全球问题不断涌现。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的成果不能公平地被所有人分享。去年一位法国的年轻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写了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引起全世界震动,这本书讨论公平问题,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遗忘得太久了。现在看世界动荡的背后无不存在着一个不公平、不包容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福利经济学谈,经济学的主流不谈它。所以,我想它应该上升为主流了。
最后,如果中国提出的议题被参与者认可并得到充分讨论,就表明这个会成功了。
英国科学院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
明确目标、展开具体行动
G20有三个主要任务,首先要有明确的战略,其次需要有一些切实可行的行动。另外,还必须能够讲述中国的实情。
我们在过去的20年中见证了很多变化,中国的作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要思考过去的20多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世界未来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在今后的35年当中,我们会发现世界经济将会进一步增长,世界人口将会增加到65亿,接下来的20年将会对未来世界发展的走势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决策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必须要更加关注可持续增长。同时,也需要进行基础设施方面投资政策的改革和变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今后20年取得更可持续的发展,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需要重视的一个基本策略。
今年将会有一些可持续的发展目标,需要采取切实的行动。首先,在国际金融领域,一些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活动已经开始相应开展。而且世行,还有相应的金融机构开始在国际收支方面有一些新的调整。所以,非常欢迎主要的银行在多边发展领域进行更多合作。同时,一些金融机构也能够增加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同时,我们也需要牢记世行、联合国等组织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需要对这些机制进行更加详尽的思考,但是重点是我们应该增强多边投资银行的作用。
另外,我们也需要推动创新。目前,关于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存储等方面有一些新的举措,可以看到一些非常令人瞩目的技术进步。另外,在生物发电等方面,我们也有很多重大突破。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令人瞩目的创新活动。金融政策创新将会是共同合作的领域,只有这样才能共同推进全世界的进步,同时也能更好采取共同行动,让我
们对未来的期待成为现实。在这方面中国的作用将会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中国还要借此正确宣传自己。在全世界人民的眼中,中国很富有,但污染很严重。但其实中国并不是特别富有,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相应的挑战和困难。另外,中国一直不遗余力地去解决面临的各种污染问题,也跟很多其他有着类似情况的国家一起在共同努力。
中国现在正在提“新常态”,过去三天我参加了中国的“高层发展论坛”,有一些主要的议题都是围绕着新常态来进行的,比如创新、平等、新常态和服务。我发现这四个议题也都非常符合中国的现状。投资、创新、可持续性是基本点,中国所要实现的平等也将会在全世界进一步推广。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转型期,转到一个新常态经济的状况。这些目标都不容易实现,需要传达出一个非常积极和鲜明的态度,中国正在努力。
回到G20议题的话题。
首先,我认为,原有的金融机制并没有很好发挥作用,我觉得欧洲的拉加德是非常好的一个领导者,但是在她之后欧洲可能不提名候选人作为下一届IMF总裁,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需要改革。
第二,关于中国的新常态。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度来说,中国已经为世界找出了问题所在,中国希望围绕可持续发展、平等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行动。在全球也有这些问题,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帮助世界来了解中国,实现更好的目标。
第三,中国的污染问题。中国是一个污染很严重的国家,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现在正强有力地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四,我希望在讨论中提到G20的连续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另外,一个明确的政治策略共识对于一届G20峰会的成功举办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面临很多困难,包括极端的城市化产生的劳动力的分工和分化、气候变化等问题,因此,所有的领导人对目前我们面临的各种困难达成一致非常重要。第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些非常清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也能传达出一些积极的关于环保和气候变化的信号。我们需要相应的财政或者金融方面的政策,包括多边投资银行等一些机构,去具备相应的能力,能够进行贷款、进行投资。第三,我们应该去践行习近平主席说的一些非常有智慧的话,中国是一个主流国家,而且中国也面临很多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和挑战,中国的处理方式对很多其他国家来讲,乃至于对整个世界格局来讲,都至关重要。
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雅各布·弗兰克尔:
建设G20执行层面的法制基础
2016年G20峰会将在中国举行,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框架,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目前要讨论的主题。二战之后,在建立起一个国际新体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积累了经验,包括在微观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IMF和世行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两个机构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有一个非常强的法律基础,成员国并不是一个俱乐部形式的集合,都有着法律方面的承诺。所以,我们的这两个机制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方面的重要决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问题都会逐渐产生,关于我们全球经济的治理怎么能够更加高效。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讨论,但是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更加高层的讨论,不仅仅是G5还有G7。30年前,IMF的智囊更多思考的是我们的运营过程,接下来开始考虑具体问题的解决,另外还有一些项目发展的问题、经济进步的问题等。这些问题让我们思考为什么要召开G20会议呢,其实这有很多体制性的原因,最开始的时候加拿大财长提出了有必要召开G20首脑会议,因为能够让我们从更高层的角度去把这些世界大国集合起来(比如像中国、韩国这样的国家),尤其是面临众多世界性问题的时候,让我们有更多的代表性,我们要保证他们的声音也能被我们听到。同时,能让整个大会更有包容性。因为我们的会议并不是某一个世界的一部分,而是所有的国家且包括所有的问题。
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上,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的举措、新的承诺,这些都是我们未来成功的前提,我们能够让大家做出更加可行的承诺,这些承诺其实是围绕着我们在面临危机时采取的行动。首先,我们要避免危机、预防危机。第二,如果这些危机避免不了,我们就要进行危机管理。第三,一旦我们进行了危机管理之后,我们怎么去继续进步、继续往前走。可以这么说,回顾过去,G20峰会正是在构建我们进行危机管理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框架。
至于危机的预防,其实对于G20的所有与会方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方面。怎么去预防危机?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研究,需要设计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市场的作用、加强宏观经济的调控等。但是,任何时候我们可能都要面对各种危机和突发情况。所以,危机的管理更加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乐观积极,我们应该去做出承诺。所以,我非常同意前面专家的说法,合作很重要。我们必须有一些后续的行动。伦敦峰会的这些举措很好,我们需要去改变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每个人都知道在一个新的世界如果中国不参与的话,将会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很大的影响,二战之后中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不能在开会之后什么事情都不做。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所谓的大国集团开过大会之后并没有任何变化,我们并不是把那些主要国家纳入进来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现有的制度不能有效的话,你有一个新的有效的方式,那你就去做。G20没有IMF和世界银行的法律基础,我们需要考虑这一点。在G20现在可以看到有几个问题,一是没有一个正式的秘书处。我们讨论建立一个议程,我知道韩国做得不容易,土耳其也做了,但从一个会议到另一个会议应该怎样过渡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机制。G20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性的活动,这个过程必须是一个持续的。而要让这个过程持续,每个主办方必须做一些历史能够记住的事情,要记录上次会议发生了哪些事情,不要每一次都从头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二,因为有20个成员国,需要轮值。如果有一个秘书长的话,就可以减少主办国快速变化的问题。我觉得G20的主办不应该只是一个国家推动自己的机会。
第三,治理问题非常重要,还有新常态当中提到的其他问题,比如创新、储蓄等。因为治理方式的结构改革能够致力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G20的各国政府在危机管理方面做得那么好?因为它们展示了它们的视角。把这个架构设立成一个着眼于长远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要很好治理,还有其他的对于长期的基础设施建立架构都要确立下来。
G20会议谈的腐败议题必须是一个永久的议程,不能说谈论了这个问题然后就回家了、什么都不做,寄希望于局面会自己变好。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际社会经济体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强烈建议中国主办G20峰会的时候,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另外,主要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来自于私营领域,在澳大利亚主办峰会的时候,大家提到要有一个与G20并行的B20机制。B20应该是G20的一个补充,我觉得这种方式是非常成功的。我个人建议我们要和B20的秘书处进行沟通。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官于藏:
强调创新
首先,给中国即将到来的G20峰会提一些建议。
实际上中国在2005年时主持过G20,那个时候主要的要点是防止全球危机,十年以后G20的机制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已经从世界产业舞台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国G20峰会应该是强调创新——治理的创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创新、国际协调的创新。
全球经济如果出现危机的话,中国要管理这个全球危机。中国主办G20,不是推进自己的国家,而是推进全球的市场,预计全球的增长潜力,防止中等收入陷阱,推进各个国家进一步的增长。各位也提到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创新会是中国的一个主要工作。治理的创新方面,中国建立了一些机制——亚投行、金砖五国的新的协议,还有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制度,它能够改造全球架构。
我们记得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提供了很多资源。在管理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推进全球治理的改革,中国需要去解决第二方案,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实现国际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如果按照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方式来,亚洲国家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可能会受苦,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来推进改革,我们需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且推进所有国家来坚守这种改革,包括美国。还有欧央行,他们也做了很多讨论,如何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改变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成为G20的一个重点工作,在接下来2016年的G20峰会上重点讨论。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体系应该是更有弹性的,应该是能预防全球危机的。我们要确保这个区域安全网,要有一个合理的货币区。现在全球经济显得更加区域化,在欧洲我们有欧洲稳定机制,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机制的设置,可能在实现全球经济的制度化方面发挥作用。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让各个国家进行互动,共同来应对全球危机,推动全球的流动性,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是能够帮助中国找到如何促进IMF与其他国家进行互动的方式。
我们不仅要建立一系列的机制,同时我们也要以最好的方式来进行投资,来改革治理的方式,包括特别提款权(SDR),如果中国要成为特别提款权中的一部分,中国要改变国际货币体系。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作为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一部分,应该提出一些改革国际货币基金体系的想法。我们还要做政策协调。IMF要提供更好的方式,包括让G5、G7等国家机制达成更多的协议,我们需要让G20的管理成为一种新的方式,不仅仅谈论货币,不仅仅谈论通缩,我们需要走在最前沿,让G20来确定我们在政策协调方面应该重点做哪些事情。
最后提两个建议,我们要有一些新的机制,使亚行、亚投行找到一个很好的协调机制来对未来投资,增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这方面中国做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案。另外一点要谈一下货币,人民币不应该是一国的货币,应该在全球使用。中国央行做了一些人民币互换的项目,推动国际上对人民币的使用,这个机制应该更加稳定。
最后,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词应该是“创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创新,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不仅仅是G20,我们应该重新承诺要有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合作的机制,尤其是作为新兴国家,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并且引领朝这个方向进一步前进。
界定中国主办的G20是否成功,在于我们有具体的目标和承诺,我们需要考虑主要的议题和相应的结果。对中国主办G20会议,我觉得是对国际机构非常好的新的机会,同时也会产生全球的影响力。如果有能力改变全球格局并采取具体的承诺和措施的话,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
中国应以世界的视野看待G20
我简单讲三点。
第一,2016年中国主持G20是世界性的大事,也是对中国巨大的挑战。第二,中国能不能把握2016年新的全球局势和大局,提出新的思路,引领世界的发展,这是中国2016年G20最关键的议题。第三,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以,我得说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的合作。
中国举办G20是世界大事,G20是世界的G20,不是中国的G20。所以,中国必须从世界的视野来看G20,目前,金融发生了很大的结构性的变动,现在新兴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一半以上,经济增长的60%~70%以上,在这个情况下,由一个最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来承办G20,能不能给世界带来新的思路,这是世界对中国的期盼,能不能帮助世界经济走出目前的困境,这对中国也是个巨大的挑战。
我参加G20会议多年,我觉得G20对主办国是一个智慧的挑战。把大家请来讨论交流和沟通,主办方需要让大家的讨论能高瞻远瞩,能提出新的观点,升华大家的意见,规整大家的意见,而又给出未来的趋势,最终又有政治智慧能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落实下去,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对中国智慧的巨大挑战。我相信中国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智慧,能把G20办好。
现在中国在讲新常态,世界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常态。第一,全球经济增长还是复苏疲软。经济危机以来,我们大概已经丢掉了1.5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速度,继续在中低速的区间往前走。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一系列新的情况,贸易增速在下降,投资水平在下降,全球的FDI水平在下降,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资本不流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对实体经济发生了一个全球化慢化的过程,没有停滞,但是确实在逐渐减速,而实体经济增速放慢的时候,区域经济、金融业的增长特别快。现在金融资产比危机前还要多,而金融的风险从银行转向非银行,金融风险在上升。
整个经济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传统的总供给方面的政策几乎没有,因为利率为零,央行的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扩张已经非常大,财政负债不断增加,发达国家的财政负债从2007年到今天增长了41%。所以,现在全世界的财政政策的空间非常有限。现在就逼着把政策的空间移到结构改革,移到总供给方面。
所以,世界走到今天,还没有从危机中走出来,而总需求的政策用完了,前面该怎么走?这是2016年全世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2016年世界期盼中国能够对新常态的大局给予驾驭,给予提出新的观点的解释,能够推动全球经济走出这个困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6年中国的G20会议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顺便说一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现在坐在这里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加了九届G20会议,基本承担着G20的技术秘书的工作,我们参与文件起草,做宏观指引、做通报、做沟通协调。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全力以赴准备和中国合作,因为我们充分意识到2016年的G20会议非常重要。
2016年的会能不能成功,取决于中国能不能用中国的智慧从全球的角度对当前的问题提出一个高屋建瓴的思路,并且能够协调20个国家达成协议和落实。这是一个成功的标准。
G20背景资料
G20,又称20国集团,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成立。目的是防止类似亚洲金融危机的重演,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20国集团从2008年起召开领导人峰会。
20国集团由19个成员国和欧盟共同组成。19个成员国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土耳其、英国、美国。
历届G20峰会主要议题:
●2008年11月,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G20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首次举行。会议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国际社会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方面取得的进展,讨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共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举措,探讨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监管规范、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
●2009年4月,G20第二次峰会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会议主要议题包括:如何摆脱目前危机,使经济尽快复苏;如何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加强监管,防止危机再次发生;如何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使之在防范危机和支持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9年9月,G20第三次峰会在美国匹兹堡举行。会议主要议题包括: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问题等。
●2010年6月,G20第四次峰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会议主要议题包括:经济可持续与平衡增长、金融部门改革、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促进全球贸易增长等。
●2010年11月,G20第五次峰会在韩国首尔举行。会议主要议题包括:汇率、全球金融安全网、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问题等。
●2011年11月,G20第六次峰会在法国戛纳举行。会议主要议题包括:欧债危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监管、抑制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过度波动、发展问题和全球治理等。
●2012年6月,第七次峰会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会议主要议题包括世界经济形势、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发展、贸易、就业等。
●2013年9月,第八次峰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峰会主题是增长和就业,重点讨论世界经济金融形势、投资、贸易、发展、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等议题。
●2014年11月,第九次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会议主要议题包括促进私营企业成长、增加全球经济抗冲击性、巩固全球体系等。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上一条 ·出口退税分类管理政策落地 六成退税额2日内实现 2015-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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